即使引用宪法，也不应该只引用宪法条文的部分表述。

（二）从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的职权转型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监察职权隶属于行政权这一权力结构，属于行政监督体系的组成单元，是行政机关自身监督的重要形式。是由一个自成系统的监察委员会进行领导统合的监察模式，以实现反腐力量的协作整合，可谓之为整合式监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监察制度，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已根据政权建设构筑了监察制度，为新中国执政以后的监察创新积累了经验。当然，二者在一定范围存在合署办公的情况。1954年宪法第49条赋予了国务院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工作的职权，监察部是在国务院领导下行使职权的组成部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除了将行政监察加以改造之外，还整合了预防腐败局的预防腐败职权、检察院的预防职务犯罪等职权，实现了组织力量的转型升级。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监察机构，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的监察机构，虽与当前的监察委员会并非完全一致，但我们不能割裂其中的内在关联。

195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将原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职责交接给监察部的通知。为合理配置监察力量，还需优化本级监察机构与派驻机构人员的关系，妥当统筹好人员管理。第四，损失的可感知性不同。

第二，因果关系的可证明程度不同。对于强制命令型的预防手段，该标准适用比较容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同样，最好的预防是完善与发展。贝克在此基础上深刻阐述了风险与危险的区别：第一，来源不同。

中国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规范体系包括监测-评估-控制反思-协调-学习处置-转移-分散和完善-发展-容忍四种规范形态。即便是那些被证实的联系，也要经受长期的系统化质疑。

《宪法》第5条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和第33条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正是此种风险分配规则的根本依据。第二，该法益通过限制基本权利而实现的急迫性程度如何。从目的解释看，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风险世界观则要求我们抓住人类及各个子系统自身的行动来建构风险概念的法教义学，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

无论何种预防手段都需要全面进行价值衡量，尤其对于激励—诱导型的手段，由于其涉及对市场和社会选择的潜在调整与修改，更应该合理平衡调整前后的不同价值冲突。这对于提升经济系统和科技系统的风险预防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一言以蔽之，风险是技术过剩的产物。由此，预防作为一项国家义务，还有国家根本任务条款作为客观法秩序的根据。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所有他者成为自我的小白鼠。

（2）手段的理性关联审查。一个损害出现后只要往前回溯找到产生的原因，并努力将这个原因消除，世界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

例如，《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风险分散主要是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来分散潜在风险。工业革命早期的航海、探索新大陆等冒险活动都是个体性的，是不具有传播性、不会产生大规模无序性的危险。卢曼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引入了系统自身的认识与反思这个维度来理解风险概念，从而打破了自笛卡尔、康德主体哲学以来的机械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和法治。例如，《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仅仅立法者有权做成这个决定。所谓均衡性，是指为了证成一个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实现立法的目的所获得的收益与被限制的基本权利的法益侵害之间必须建立起适当的关系和比例。

后者导入了调控、引导、激励、信息搜集等模式，目的是增进国家风险监测、评估、交流和管理的能力。具体来说，危险可以分为预测性与诊断性两种类型。

例如，《宪法》第7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这个过程本身是多个系统交互影响、形成合力的过程。

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归根结底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建立国家风险预防义务的宪法教义学框架，明确风险与预防的宪法含义及内容体系。人类理性自然法和法典化运动背后的哲学预设都是存在一个有着确定秩序的世界。此类风险预防偏重通过主观评价与分析，运用系统思维来促进不同领域的协同发展。在这个环节，应重点审查干预行为是否基于正当目的。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案应该是：若立法过程中手段可以实现相应目标，但被审查时手段已经落后而不能再实现该目标时，则应该认为该手段不具有关联性，从而判定该规定无效，但其无效的法律后果不应该溯及制定之时。可见，风险与剩余风险的界限并非认知与概率的问题，而是规范与评价的问题，是立法者经过价值判断与权衡后，决定放弃对一部分法益的保护而享受风险所带来之未来收益的结果。

结合学理和我国宪法文本，这些裁量基准应包括五项要素：（1）风险领域的特征。风险是一种世界观，是我们观察现代社会的视角，要防止把风险概念及由此产生的预防义务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

 在第一卡尔卡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深刻地指出了此种保护的内涵：《德国原子能法》第7条第2款第3项中所定的对未来持开放态度的规定内容，是为了追求动态性的基本权利保护。典型如《食品安全法》第43、114、115条规定的鼓励保险制度、约谈制度和公益举报制度等。

二者在法教义学上的区分主要在于对预防行为进行实质合宪性审查的方法，尤其是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判断时有很大不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大规模的世界风险社会。例如，大规模食品工业给公民人身权带来的健康风险。关键词  风险预防  国家义务  法教义学  合宪性审查  比例原则 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

例如，《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我们首先要在法律上区分 风险与危险。

对此，《食品安全法》第69条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识，就是通过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容忍转基因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学层面提炼出国家的风险预防义务，那么就无法对具体部门法的制度设计给出妥当的合宪性指引与评价，风险预防的法体系也将缺乏宪法支点。

这是预防义务的主观权利规范基础。要求被控制对象必须努力达到某个目标或避免某种结果，如法律要求企业事业单位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